1月4日，湖南“操场埋尸案”再次登上热搜，阅读量1.2亿次。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1月3日的消息显示：检察机关深挖彻查尘封16年之久的“操场埋尸案”，立案查处失职渎职的5名司法工作人员，依法起诉的24名涉案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写入2021年工作报告并入选典型案例。

当天，受害人邓世平的女儿邓铃在网络平台发声，“这么多年始终找不到父亲，遇到各种困难，最艰难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跪在窗前哭。”

从2019年6月挖出邓世平遗骸，到主犯杜少平被执行死刑，时间又走过了3年，再过几天，是邓世平去世19周年的日子，对邓铃来说，这则消息意味着案件的彻底终结。

去年父亲节时，邓铃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全家福画像。邓铃社交网络截图。

记忆中的父亲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的事还会再次上热搜?

邓铃：当时这消息是网友发给我看的，这个时候距离父亲去世已经19年了，我们一家人也已经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生活。我出来发声也是为了感谢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们家的人。

新京报：你还会想起父亲吗?他给你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邓铃：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2002年上大学的时候，爸爸到长沙来看我，我和他走在街头，他看到一块很大的广告布，就问了句“这块布可以做多少件衣服啊?”离开的时候，我送他上火车，给了他一块饼干，很普通的一块饼干。那时候从长沙坐火车回老家要十几个小时，爸爸到家后我打电话问他，“你在火车上买饭吃了吗?”爸爸说：“没有，我吃了你给我的那块饼干。”我有点难受，那么一小块饼干肯定吃不饱，爸爸太节省了。

新京报：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邓铃：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2002年。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对人物形象设计感兴趣，我准备去一个私立学校继续进修。离开老家去长沙，爸爸妈妈一起送我去车站，那是我跟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天，父亲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夹克说：“好好学习，等毕业了再回来跟我学习几年社会知识。”我像往常一样跟爸爸挥手：“爸爸再见。”

那天他和妈妈一起送我，他对妈妈说：“从我第一次送邓铃出去读书，我就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后来，也就是最近，我见了爸爸之前的同事，那个阿姨说，你爸爸以前在学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到你：“我希望我女儿将来能回来当个老师，过安稳的日子，但我知道我女儿不一定会听我的，她有自己的思想。”当阿姨把这个告诉我的时候，我泪流满面，这应该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话。

邓铃上初中时和父亲邓世平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们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有哪些特别的回忆?

邓铃：从小我们一家都在新晃县城生活，春天雨水很多。爸爸那时还在小学当数学老师，我去上学，他骑单车载着我，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要经过一座桥，我就把它叫做“风雨桥”。我在新晃一中度过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读书的时候学校只有一个小操场，操场是天然的草坪，后来又新建了一个带塑胶的大操场，爸爸出事的操场就是这个教学楼后面的大操场。

爸爸每天8点上班，5点下班，那段时间他负责监督操场的工程质量，他平时都是回家吃饭，妈妈每天都做好饭等他。

新京报：你父母感情怎么样?当时家里的主要收入是什么?

邓铃：爸爸和妈妈感情非常好，在他出事之前的十几天，他还对我妈妈说：“如果哪天我说不出话来了，你就用写字的方式和我说话，然后我就点头摇头来表示。”

当时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爸爸的工资，工资他都交给妈妈，我们生活得很节约，家里没有好的家电和家具。妈妈从结婚到现在没有任何首饰，一件都没有，也很少买衣服。

消失的父亲

新京报：你还记得出事时的事情吗?

邓铃：我记得2003年的1月，长沙下着很大的雪。老师给我在雪地里拍了一张照，后来回头去看拍照时间才知道是1月20日，就是爸爸出事的前两天。当时我们还没放假，两天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你爸昨天没回来，我很担心。”我说：“他是不是在同事家呢?”“不会，他从来不在外面过夜。”母亲很是焦急。我急忙买了火车票赶回家。

回到家后，家里仿佛笼罩着一层乌云。所有的亲戚都在，大家都感到蹊跷，有各种各样的猜测。22号，父亲身上装着200块钱，像往常一样8点就出门了。本来他还要去工地附近的居民家拿熏好的腊肉，准备过年。我们家里每年过春节都是去爷爷奶奶家里，一大家子人都会在一起。进了操场工地后，就没有再出来过，23号学校开总结会，还进行了会餐，他也没有出现。

新京报：你们通过哪些方式寻找父亲?

邓铃：我们到处寻找爸爸，马路上贴寻人启事，电视台打寻人广告，我在街上见到每一个人都问：“有没有看到我爸爸?”寻找了好几天，依旧杳无音讯。24日母亲去新晃一中要学校报案，学校谎称他们已经到公安局报了案。当母亲25日早晨再去派出所询问时，根本就没有报案记录，后来母亲是在一个人大代表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的案。

新京报：父亲失踪后的第九天就是除夕了，你们是怎么过的?

邓铃：那年除夕的晚上，我和妈妈弟弟一起去了怀化爷爷奶奶家，饭桌上静静地看着姑姑准备的简单的几个菜，坐在一起说不出话来，窗外万家灯火，都在热闹地过年，可我们没有心情吃，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妈妈对我说：“你去给你爸拿副碗筷来吧。”当我走进厨房，拿出一副碗筷摆在桌上，我们全家人终于忍不住了，哭成了一团。

新京报：父亲消失后，一家人怎么重新开始生活?母亲有什么变化吗?

邓铃：父亲消失后，家里的空气常常都是凝固的，妈妈每天抱着我流泪，痛苦了两年，然后不哭了，陪着弟弟读书。妈妈把所有的情感放在我和弟弟身上。

后来我们一家离开了新晃，在怀化租房生活，妈妈陪着弟弟在怀化读书。后来弟弟到长沙读大学，妈妈就跟着到长沙，我也在长沙工作，妈妈一直跟我和弟弟在一起，我们一直租房住。

妈妈从没想过改嫁，爸爸出事后，她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和你弟弟，我都不想活了。”

新京报：找不到父亲的日子里，你听过哪些猜测?有什么线索吗?

邓铃：爸爸消失后，新晃一中的校长还散布了很多谣言，说爸爸是离家出走的，或者携款外逃的，还说爸爸以前就失踪过两个月，其实那只是一趟去黑龙江采购的长差。

2003年3月，我们给湖南省公安厅寄了材料，湖南省公安厅把案子转给了怀化市公安局调查。但这次调查最终没有结果。

父亲消失4年后，法律上认定他为自然死亡，其间我们申诉、找人都没有回音。

寻找无果后，亲戚朋友和周围的人都闭口不提父亲的事，怕触及我们的痛楚。但是每个亲戚都默默保存好了我们寻找父亲的材料，甚至拼凑出了完整的事实链条，家里每一个人都写过很多举报信。2014年10月爷爷去世了，死的时候没有闭眼。

邓世平获得的法律专业知识刊授结业证书。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工作生活当时顺利吗?

邓铃：我是美术专业毕业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企做文员。第二份工作是在私立学校里面当化妆课老师。后来回想起，也许是冥冥中注定，在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和我在学校里面边走边聊天，他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当老师呀，爸爸说挺适合你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我的生活轨迹。我几次出来创业，生活就在打工、创业，打工、创业中徘徊。

我后来开公司，但公司运营很艰难。我像蜗牛一样扛着一个沉重的壳，想扔又扔不掉。

梦中的父亲

新京报：2019年是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再次寻找父亲?

邓铃：当时扫黑除恶战役抓获了一些嫌疑人，相关嫌疑人供述曾谋害我的父亲。公安局给我打电话，看能不能再给他们提供一些证人证据线索等。

我是在2019年4月接到了公安局重启调查的电话，我放下了公司所有的事，全力配合着公安局寻找爸爸。我从亲戚朋友手中把当年所有的材料都收集起来，整理出一份五千字的材料。我在长沙给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寄出了这封关键的信。

新京报：遗骸挖出当天，你在现场吗?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邓铃：我是2019年6月17日看到朋友发的一个小视频，看到挖掘机进了学校操场，6月18日挖掘机在学校挖了一天，我18日晚上赶到新晃，得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19日我冲进了现场，站在挖掘机几十米外的安全距离处，当天烈日当空，工作人员看到我说：你进来吧，我们昨天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也许有亲人在，邓老师出来得快一些。

下午快六点钟的时候，现场一名干警问我，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你还来吗?我说：我明天肯定还要来。干警说：好，我接你进来。结果这句话还没说完多久，现场的人全部围过去了，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大坑，开挖掘机的小哥满头大汗，挖掘机和石头摩擦发出了电火花，我预感到了什么，后退了十几步，突然全场惊呼，他们找到父亲了。

我当时只觉得两眼发黑，不敢多挪一步，也不敢看。我一想到，整整16年，父亲都被压在石头底下，我就撕心裂肺地哭。

遗体马上要去做DNA检测，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也不愿见到父亲只剩骸骨的模样。在法医拼凑尸骨盖上白布的时候，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

当时家人的血样都采了，我担心奶奶伤心，当时叮嘱了亲人，采血的时候，不要跟奶奶说是什么事，就说是检查身体，唯独忘记叮嘱姑姑，没想到姑姑对奶奶说：哥哥找到了。结果奶奶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流了一下午的泪。

2019年6月23日，我拿到遗骸鉴定书时，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撕心裂肺地痛，这是最痛的一次，白纸黑字写着，那就是我的爸爸。

新京报：案发的操场你后来去过吗，家里还留着父亲的一些遗物吗?

邓铃：案发的操场我们不敢去，也不愿意去。家里的老房子还在，已经没人住了，我重新设计装修，改变了原来的样子，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去了。父亲的遗物，各种证件、笔记本、照片都还留着，每当看到照片，都感觉爸爸是一个很坚毅刚强的人，他太刚了，刚者易折啊。

新京报：你的父亲有哪些爱好?你们家人还会聊起他吗?

邓铃：爸爸很喜欢穿衬衣，每一件都洗得很旧。

他还喜欢下象棋和看书，他看的书有卡耐基的，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次握手》等等。

有一次我看到爸爸拿了几本法律的书回家，问他为什么要学法律，爸爸说你长大了也要学，法律是必须要学的，后来爸爸还参加了学习班组织的法律考试，成绩和证书我们都保存着。他属于干一行爱一行，他还自己花钱去参加工程质量管理的培训，家里有他的学习笔记。

新京报：现在你们家人的生活怎么样?

邓铃：我和弟弟都一边打工一边选择创业，由于两个人都太老实了，又不会经营，欠下了债务。父亲80万元的工伤赔偿补助金大多拿去还债了，我们也放弃了民事赔偿。因为家中的老人都对我们说算了，他们都不希望我和弟弟太累了，折腾那么多年，希望我们早点回归平静生活。、

妈妈则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提父亲的事，从来不主动聊父亲，全家所有的亲人都不会聊这件事。

新京报：后来梦到过父亲吗?

邓铃：2020年3月24日，我们把父亲安葬在了长沙。因为疫情，没有组织追悼会。他的墓碑上刻着：这个世界值得称赞吗?我们要冷静地思考。这句话是爸爸生前经常说的。

如果父亲没有被掩埋在操场下，今年也该72岁了。这些年我其实很少梦见父亲，有一次梦见他生活在河里，还有一次梦见他在地下当矿工背石头。

去年父亲节时，邓铃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想象中的父亲老年画像。邓铃社交网络截图。

新京报：你曾在社交网络上发了给父亲画的像，用这种方式缅怀父亲?

邓铃：去年父亲节，刚好是找到父亲两周年的日子，我画了三幅画，分别是父亲的青年画像，中年画像和想象中的老年画像。

想象中的老年画像画了两天，想象着画，实在太难了。

画室的朋友问：“你画的这个大伯是谁啊?是你家亲戚吗?这个大伯的眼睛怎么被你画得这么萌啊?”

我始终戴着口罩不回答。

新京报记者朱清华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