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年丨武昌起义的猝发性与必然性

文丨刘江华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1〕晚八时，位于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响起清脆的枪声，共进会会员、士兵程正瀛开枪打伤前来巡营的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2〕之后，一群士兵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出营房，走上大街，占据了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当晚，在炮兵的支援下，起义军开始攻打湖广总督署。狼狈之下，湖 广总督瑞澂被迫凿开督署后花园临江的围墙，仓皇避往停泊在长江之 上的楚豫兵轮。一夜激战过后，起义军于八月二十日清晨占据武昌，当天下午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这一事件，史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大幕由此揭开。

武昌起义后，仓皇逃离的清方官吏

武昌起义带给了清廷巨大的压力。为镇压起义，清廷先是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兵马南下，又于八月二十三日被迫重新起用赋闲在家三年的袁世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袁世凯再次出山。这是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又一次粉墨登场。在积极筹备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派旧部刘承恩、蔡廷干等与湖北军政府方面接触，试图招抚，但未获进展。九月十一日、十月初七日，冯国璋率部先后攻占汉口、汉阳。尽管冯国璋宣称“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3〕但袁世凯还是认为，彻底平定湖北革命党并非最佳策略。再加上种种形势的压迫，如湖北、湖南、陕西等十四省份宣布独立，海军的反正，以及南京、上海的丢失等，于是，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袁世凯决定开始与南方民军议和。

开往前门火车站准备南下的清军

十月二十八日，清廷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与民军总代表伍廷芳、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首次和谈，决定各处一律停战。之后，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南北双方共举行了五次和谈，商定清军后撤、速开国会以决定政体，并触及清室优待条件等重大内容。在此期间，十一月初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眼看总统职位有落空之虞，袁世凯便改由自己直接与伍廷芳谈判。在孙中山多次承诺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后，袁世凯开始转而向清廷施压，逼迫清帝退位。几经交涉，清室的优待条件终获南北双方同意。鉴于南方各省相继独立的现实，也鉴于全国军民趋向共和的心理，更鉴于清廷财政濒于绝境的现状，隆裕太后被迫同意清帝退位，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

至此，清朝统治中原268年〔4〕的历史宣告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此时此刻，距武昌起义爆发，不过短短的126天。

这短短的120多天，却发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风云变化：袁世凯出山、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而极端政治动态的变化中，又间杂着各地的社会动乱、财政上难解的困局、皇室的离心离德等，终于让不堪重负的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的开始，都是武昌起义时打向陶启胜的那一枪。

被焚毁的汉口街区（1）

一 武昌起义：猝发与必然

尽管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城的枪炮声意味着“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5〕但起义的背景不得不让我们深虑，即武昌起义本身的猝发性和当时孙中山革命运动的低潮期。

毋庸置疑，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早有起义的计划，但历史资料表明，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猝发的事件。

为什么这样说？

原因之一是起义曾一再改期，最终爆发起义的八月十九日并非原定时间：武昌起义前的一个月，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与文学社的代表刚刚同意取消两个团体的名义，合作革命。八月初三日，两团体确定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军政府总理。但因起义的时间被侦知，湖广总督瑞澂加强了戒备，总指挥部于是被迫将起义日期由原定的八月十五日改为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八日，孙武等人在俄租界宝善里装配炸弹，为起义做准备，不慎发生爆炸。赶来的俄国巡捕发现了炸药、名册、旗帜、文告等，抓走刘公之妻及弟弟刘同等人，并引渡给清方。审讯后，清方得知起义秘密，瑞澂立即下令闭城调兵，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紧急，当日下午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当晚起义。情急之下，指挥部成员刘复基一度拔枪，“说服”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发布命令，以夜半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动作。尽管当晚十点时，武昌城内各营已通知完毕，但一连串意外让当晚举事又一次成为不可能—— 运送弹药的杨洪胜在工程营被军警执获；临近发动时，军警突然包围设在武昌小朝街 85 号的总指挥部，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蒋翊武因蓄有长辫、着白布长衫且满脸村气，未被注意而乘间逃脱）；负责传达命令的邓玉麟费尽周折出城到南湖、翻营墙进入炮八标营房时，已是半夜时分，士兵沉梦正酣。这样，蒋翊武临时决定的八月十八日起义计划也未能如期进行。八月十九日黎明，清廷处决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捕获了三十多位革命党人。

至此，湖北革命党起义的日期已由原来的八月十五日两次被迫改成八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且均未成功。不仅如此，起义领导机构还被破获，可谓挫折重重。但幸运的是，散处于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自动计议，于八月十九日夜成功发动了起义。这点，可谓出乎各界之意料。

说武昌起义是一次猝发事件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就连湖北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是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的，带有很大程度的“猝发”性质。〔6〕 正在美国各地筹款的孙中山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起义〔7〕的消息的——事后他自己也承认，“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8〕另一革命领袖黄兴则是在香港通过宋教仁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起义消息的。由于一时找不到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人，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不得不推举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据记载，起义爆发后，黎元洪避匿于部属家中，后被挟持至湖北省咨议局，强令为都督。黎元洪害怕事后被清廷追究，一力推辞，以致被软禁于咨议局。此后几天，黎一直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盘膝闭目，成了 “泥菩萨”。直到得知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才骤然改变态度，于八月二十一日同意剪掉自己的辫子。至于此前湖北军政府发布号令所署的黎元洪之名，均为他人代签〔9〕——一场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起义，竟然推举一位与革命素无渊源的清朝军官为领导，这也证明了武昌起义之仓促。

武昌起义时的黎元洪（见《袁世凯旧影》）

腐朽没落，倒行逆施，激化国内重重矛盾，天怒人怨，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这是总结朝代更迭的习惯性思维。宣统时在内阁任职的许宝蘅就将清的亡覆归结为天意，他在日记中说：“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10〕 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激起民变不断，最终民众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历史教科书的主流。〔11〕

被焚毁的汉口街区（2）

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加剧确实导致各地民变不断，但客观而言，宣统三年的民变状况并非最严重的。

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道光十六年（1836）后每十年清代民变数量进行过统计：〔12〕

而据张振鹤，丁原英等根据《清实录》及当时报刊、专著，地方志等所辑的《清末民变年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这十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为1131次〔13〕，二十二省无处不有。

由于各地官员的瞒报，可以肯定，实际发生的民变数量会更高；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两个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但还是可以得出鸦片战争后民变频繁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由上表可知，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五年，653次民变的数目仅为“中上水平”，遑论远逊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捻军时的 2332 次，也不及表中933，909这两个数字。具体到宣统三年，《清末民变年表》的数据只统计到八月，共有107起。这个数据，虽比光绪二十八年的74 起多，但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107起、宣统元年（1909）的143起相比，并没有显得十分突出。

孙中山等领导的同盟会，此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发起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开始，十多年来，孙中山以极大的勇气，克服艰难险阻，曾领导和指导发动了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在经费使用上存在分歧，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三十四年间，同盟会内部还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面临分裂之虞。为了振作士气，汪精卫在宣统二年不惜铤而走险谋刺摄政王载沣。加上清廷正仿行立宪，可以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清朝的威胁正处于低谷。

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甚至持更为乐观的看法：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了下去。”〔14〕偶发的武昌起义却促使清王朝垮台的史实，同样令他们颇为不解：“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15〕

如果套用外忧内患导致王朝灭亡的观点，那清朝灭亡的时间应该是内乱最炽的太平天国时期，或者是外患最重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外忧内患”既然不是清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一个偶发的事件、一场仓促的起义，为何到最后却压垮了清朝这个当时经济总量全球第二〔16〕、统治中原已达 268 年的政权？这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清王朝灭亡前的十年甚至更早的时间……

二 十年立宪之失败

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其中的路径，则经历了由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的探索。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先后战胜了中、俄这两个实行封建帝制的大国。残酷的现实，让国人真切感受到宪政体制的优越性， 激起了上至督抚下至庶民呼吁实行立宪的热潮。截至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底），在位的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军机大臣瞿鸿和奕劻也明确表示支持立宪变法。江浙立宪派人士张元济等则开始了“奔走运动”，并首次提出遣使分赴 各国考察政治的主张。如此，使得立宪已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连日会议讨论之后，慈禧于六月十四日发布谕旨，遣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7〕。晚清立宪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得到考察大臣载泽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18〕的承诺，并经过自己一番痛苦权衡后，慈禧终于下定立宪决心。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俗称《仿行立宪上谕》）， 公开承认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预备立宪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一个有限的君权、一个责任的内阁、一个民选的议会，此三者是君主立宪的题中之义。《仿行立宪上谕》虽已颁布，但何时立宪、如何立宪，清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此，自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夕，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全国有据可查的参与签名者达十五万人之多。〔19〕

在民众压力之下，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甚至包括军机大臣等纷纷奏请速开国会。军机大臣奕劻亲自向慈禧和光绪奏陈：

“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20〕

一番动情陈述让素以狠辣著称的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要求“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至此，原本杳渺无期的立宪预备，终于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然而，就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到三个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两位最高统治者的骤然逝去让清廷的立宪之路发生重大转折。

没有了慈禧的威权，清廷的立宪立即失去了约束、失去了耐性——先是民间的不满开始涌动：宣统元年十一月起至宣统二年九月，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的策动下，“速即立宪派”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几十万人“哀请立宪”使得清廷被迫缩短立宪期限，“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21〕——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接着是朝廷的处置变得乖谬：为遏制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宣统二年十一月摄政王载沣下令将参与第四次请愿的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将组织者温世霖发戍新疆。

庙堂与民间的龃龉、清政府的镇压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普遍恶感”，加速了立宪派向革命派转变的进程，“天下之士灰心疾首，一瞑不顾，势迫形驱，相率入于革命”。〔22〕辛亥革命后，本为立宪派的张謇很快就与革命派的孙中山、黄兴等结成联盟，助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最初的起因，或肇始于此。

更有甚者，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廷公布首届责任内阁名单——十三名成员中，满族大臣竟占有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成立内阁本是彰显清廷立宪的成果和决心，而“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表明清政府毫无立宪的诚意，使“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23〕

“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的诏令，宣布将原本由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民众集资筹建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此引发的四省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辛亥革命最终迫使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也宣告晚清十年立宪之失败。

清廷决定立宪，最初曾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光绪三十一年五大 臣出洋考察启程之日，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上火车试图与五大臣同归于尽。有观点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行动，是担心清廷立宪后，他们难以鼓动民众，故加以阻挠。光绪三十二年，得知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决定实现立宪后，梁启超曾对友人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24〕

假如立宪成功，武昌起义可能就不会发生，大清王朝或许能得以延续下去。我们不禁设问，历时十年、有良好意愿和坚定决心的晚清立宪改革为何没能成功？这其中自然有慈禧在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一年间的贻误，但更多可能在于其对君主立宪认识不透：以为只是对专制制度的修修补补，不知是自我革命、是对君权的限制；且立宪目的不纯，只想竭力维护皇权，而不是普及宪政价值；所持诚意也 不足，整个改革方案空有宪政外壳，内里仍为专制特质。

也因此，从最初开始，清廷的立宪举措，均非主动而为，且无一不落后于立宪派和国内民众的企望——预备立宪的背后，是张元济、杨度运动请愿的身影和十五万民众的齐声呐喊；缩改立宪日期的背后，是张謇等数十万请愿民众的背书；限制君权的原因，是武昌起义和张绍曾等兵谏的结果。清廷立宪步调与立宪派、与民众要求的长期不对等，形成了“民心已向共和，君主依然立宪”的错位。最终，当清廷同意召开国会时，赞成者已寥寥无几，隆裕太后不得不接受共和、颁布退位诏书。

三 清朝最后的 120 天

武昌起义爆发仅120多天清朝即告灭亡的结果，可以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时为清功臣馆总纂的恽毓鼎，在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25〕

对清朝灭亡原因的分析，自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逊位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把清亡的责任归因于让袁世凯出山，在其回忆录中愤怨地写下“项城〔26〕 一出，而清社遂屋矣”〔27〕之语。而在恽毓鼎看来，清朝灭亡得如此之快是因为气数已尽，就像一个人“元气久离，偶触外邪，立蹶不救”。〔28〕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慈禧晚年倦政，遇事退避，“唯求及身幸免”〔29〕；二是由于载沣等任用亲贵、排斥汉人；三是掌权诸亲贵昏庸腐败无能，只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教育家和翻译家严复的分析则跳出政治范畴，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视角，他认为：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 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 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30〕近年来，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清王朝因腐朽没落而被革命推翻的历史观得到某种 程度的修正，学者马勇在肯定清朝立宪和新政成就的同时，认为偶发的武昌起义之所以会导致大清的灭亡，主要是因为后者犯了成立“皇族内阁”和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两大致命错误。〔31〕

陈夔龙的归于一人、前文所说许宝蘅的归于天意， 自不免偏激和片面，不值一驳。而恽毓鼎、严复的分析，因离清亡之期过短，也缺少“旁观者清”的理性。至于像《国闻备乘》一书作者、清朝御史胡思敬在《审国病书》中所声称，大清灭亡是由于摄政王载沣不够专制——“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32〕的说法，包括那些“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假如慈禧不改革而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的论调，则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无意否认清朝灭亡的必然性，这样的观点也早已有之，恽毓鼎就曾借唐代文学家韩愈之语如此评论清之亡：“昌黎所谓‘其绝必有处’，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33〕近代学者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虽有其偶然性，但是发生是必然的、清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34〕

决定一个政权命途的，从长远看，自然是政治、经济、军事、民心等历史合力的结果——比如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军事孱弱、民心背弃等。但从短期看，危机爆发后临机处置的正确与否也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只是众多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著作，往往对清朝最后的120天一笔带过，关于武昌起义后清廷的应对多只是寥寥几笔，而缺乏翔实、深入的剖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鉴于此，本书将的时间，集中于从武昌起义爆发的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 到清帝退位的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 这120多天。这120天也是统治中原268年的清朝最后的120天。我们并没有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景式的展现，而是沿着清廷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从京师动荡、清军南下、官场乱象、袁世凯出山、南北议和、财政困局、退位疑云、政权交接等方面，对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事件、重大论断做证实或证伪；同时，以清宫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尽量还原这120天的历史真相，向读者们展示起义爆发后清廷由惊恐、慌乱、挣扎到无奈退位的历史进程。探寻真实的历史进程，能够促使我们再次反思清朝的灭亡。

所有这些，都将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在本书中，读者朋友们将看到京师官员的惊慌失措、看到底层民众遭遇粮价飞涨和金融危机的乱世哀痛、看到鼎革之际袁世凯汪精卫孙中山等的博弈与妥协、看到隆裕太后面对覆亡尽出内帑的无奈与无助……而如此种种，都是肇始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夜的那一枪。

这枪炮声，是如何穿越一千多公里，传入紫禁城的呢？我们就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去看看清廷中枢是谁最先获知消息、第一时间又是如何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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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涉及时间的间隔较密，为行文方便，只在关键处加注公历时，其余处以旧 历时间为主。读者可参看本书所附“120 天大事记”的时间线索。

〔2〕关于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熊秉坤率先开枪说是长期以来较主流的看法。冯天瑜、张笃勤先生借助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考证认为打第一枪者为士兵程正瀛。参见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7—253页。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58页。

〔4〕清朝的统治年限有三种算法：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为296年，从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算起是276年，从1644年顺治入主中原算起为268年。本书从通史计算办法，即第三种算法。

〔5〕《辛亥首义史》，第7页。

〔6〕《辛亥首义史》，第8页。

〔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76年，第104页。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43页。

〔9〕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第311页。

〔10〕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

〔11〕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历史》第2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1 、页。

〔12〕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8页。

〔13〕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总49、50号。

〔14〕《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2—583页。

〔1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3页。

〔16〕正如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的，由于“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要想计算出晚清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分困难的。据该书估算，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3.4亿两［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下卷，第9页］。纪录片《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1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29页。

〔19〕周叶中、江国华主编：《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20〕《时报》，1908年9月6日。

〔2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9页。

〔22〕铁道人：《铁庵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

〔23〕《时报》，1911年5月18日。

〔2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25〕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6页。

〔26〕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2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16页。

〔28〕《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7页。

〔29〕《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6页。

〔30〕马勇：《清亡启示录》，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31〕马勇：《重寻近代中国》，线装书局2014年，第170—171页；《清亡启示录》，第 11 页。

〔32〕胡思敬：《退庐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301页。

〔33〕《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7页。

〔34〕《帝制的终结》序言，第4页。

编辑推荐

这本书选取的叙述角度是以往作品中很少见到的，虽然有很多对历史细节的考证，但全书的笔法和架构，仍然是在面向知识大众来讲诉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前的相关活动。而且作者格外注重通过交代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来补充细节，从而使整个历史重建更具有引人入胜的真实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主题和写法都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精彩摘读

后记

家住东华门附近。从南阳台西望，故宫的红墙黄瓦、垂檐庑殿尽入眼帘。出门南去不远的锡拉胡同，是当年袁世凯私宅所在地，可惜今天已难觅踪迹。再往南一点，就是连接东华门和王府井步行街的东安门旧址，距宣统三年袁世凯下朝遇炸处咫尺之遥。如今，东安门早已被拆，昔日的玉河也被填平成今天的南河沿、北河沿大街。出门往北不远，则是翠花胡同，当年黎元洪寓所即位于此，后为翠园，今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所在地；毗邻黎元洪寓所的，还有张勋的宅院。可以说，我举目所望，很容易就能找到与当年辛亥革命有关的痕迹。

2016年9月，在前一本书《左宗棠传》交付出版社之后，我开始动手将五年前写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四五万字文章重新加以整理扩充。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一猛子扎进去，竟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四五万字的文章，是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之际，为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为此，我曾经用半年的时间到故宫西华门附近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辛亥革命的清宫档案。名为“清宫档案里的辛亥年”系列文章在当年国庆期间刊出之后，曾谬承档案界和史学界一些人士的。但时间短暂的查档，也让这系列文章多少显得仓促，留下不少遗憾。

幸运的是，就在201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八十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尽管此前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煌煌八册的《辛亥革命》也收录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清方档案，但远不及这八十卷本集中和全面。此后的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将这八十卷“档案汇编”，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做相关的摘录。之后才敢动笔对此前的系列文章进行扩充，最终构成本书重点的八大版块内容。

在研究辛亥革命时， 让我感慨运气如此之好的， 还不仅于此——也是在2011年之后，《袁世凯全集》《醇亲王载沣日记》《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资料相继推出。它们，加上此前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那桐日记》《汪荣宝日记》《绍英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宝蘅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等，为相关史事的考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百多年来，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研究前贤比比皆是，相关资料卷帙浩繁，终一生也未必能穷尽。但以笔者不算精深、不算广博的阅读所见，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实中莫衷一是的情形亦可谓比比皆是。

本书虽非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但沿着清廷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基本涵盖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字里行间的交代，让读者阅后能对武昌起义后的全貌有所了解。作为一本新作，自然要有新意。借助前文所说的权威史料，我们得以在史实真相的基础上厘清清朝最后120天的历史脉络，并提出若干新论——这主要体现在探索新领域、确立新发现、提出新论断、进行新梳理上。

新领域方面。比如《动荡京师》章重点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在清廷中枢的传递链条，专门考察了京师、金融、社会、官场乃至全国随之而来的动荡；再比如《财政困局》章对清宫内帑银、爱国公债发行的探讨。

新发现方面。比如袁世凯出山条件，不少历史著作多以李剑农《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蓝本，采信其中所提的六条件。但《袁氏出山》章证明，袁所提条件实为八条；还有袁世凯变卖大内瓷器，以往多说其上折奏请而再无下文，让公众以为这批国宝被卖掉了，《财政困局》章则揭露了其并未卖成的历史真相。

新论断方面。如在以往史书中，南下督师的清陆军大臣荫昌一直是怯战的角色：传说他在火车上指挥部队，火车一前一后都挂着车头，以便随时逃跑，还因害怕而南下止步于河南信阳、未入湖北境内等。《调兵南下》章考证发现，荫昌最南抵达湖北滠口——后来袁世凯也止步于此；抵达前线后，荫昌积极筹饷、筹粮、筹军械，为后来冯国璋攻下汉口、汉阳奠定了基础。

新梳理方面。以《南北议和》章南北双方究竟停战几次，《清帝退位》章隆裕太后究竟有多少内帑银、御前讨论退位的会议究竟开了几次等为典型。

这些，我想在别的书里或许是读不到的。而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旨趣，在于“史实重建”——通过清宫档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通过证实、证伪和梳理，最大程度地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忽视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史实重建，意味着要对历史事件的细节做深入的考订。其态度可概括为“宜粗更宜细”，其方法可总结为“求同更考异”。“历史宜粗不宜细”“求同存异”是我们熟知的两句话。但我认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而对于治史者来说，应是“宜粗更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历史大势、事件全貌，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就是由档案、第一手的史料入手，凭借可靠的史实，通过扎实的考订，得出确凿的结论。为达“史实重建”之目的，则采用的方法不能是“求同存异”，而是“求同更考异”——重点未有定论的史事，分析细微的差别，辅以新史料，穿过种种的历史迷雾，找出新发现、得出新结论，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本着“宜粗更宜细”的态度，采取“求同更考异”的方法，利用清宫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做一点关于辛亥革命的史实重建工作，是本书的旨趣所在。这种史实重建，虽不免琐碎，但切关宏旨。

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茅海建先生曾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应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个中原因，他解释道：“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同理，本书点评清廷在武昌起义后所采取措施之得失，并不是如同晚清遗老遗少那样为清王朝唱挽歌、与民主共和制度唱反调，而是试图找出当年清廷犯下的错误，为后来者鉴。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本科所读的考古专业之一大特色，就是利用田野发掘资料考证历史。但那时年轻的自己，对就读于这样一个冷僻的学科颇有不甘，时常懊悔高考时的选择。此后有囿就业和生存压力，改学了新闻。如今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在业余时间注力最多的，竟然是历史，尤其是和考古有些相通的史实考证——在无知和无意的彼时，竟播下了自己内心里最钟爱的种子；在人生路上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回望这些，自不是后悔之意，但也不免感慨：已经回不到从前。好在韶华虽逝，探索未知的初心犹存。

只是无论如何努力，历史研究总会留有令人无奈的空白。仅就清朝最后这短短的120天而言，诸如袁世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汪精卫，两人聊了什么；袁世凯是否曾给冯国璋下过“不破汉阳，不足以寒民军之胆”的电文；清帝退位诏书最初蓝本究竟为谁所拟等悬念，只能求之于高明了。

本书能蒙三联垂青，首先要感谢三联书店前副总编辑、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老师——此前拙著《左宗棠传信录》出版时，潘先生慷慨作序，精当评点并殷殷冀望，而我竟然忘记在后记中加以致谢。好在潘先生君子雅量、不以为忤，本书成稿后，他不仅积极向三联推荐，还不辞辛劳义务审读、提出中肯修改意见并再度作序。如此厚爱，更令我这位后学者感佩莫名。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钟韵博士。钟博士言语温婉，但常常一语中的，有非常好的文字感，与之合作，受教良多。三联是公认的高水平学术出版机构，“能在三联出书是我这个小书生的大荣幸”——同事陈国华（陈徒手）兄在三联为其出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说此语，于我心亦有戚戚焉。报社相见时，国华兄总不忘热情鼓励。抄录此语，也借以表达对长我一轮的国华兄之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自有不少讹误之处，敬祈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如果读者朋友们有时间和兴趣，将宝贵意见发至laojiangziliudi@qq.com进行交流，那更是作者本人的荣幸。

刘江华

2018年11月28日于北京东华门寓所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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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陈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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