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力所能及地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施展你的才能。要是仍然有意义的困惑，就先扛上一阵。

“90后”的陈直曾是一名流水线工人

六月中旬，燕赵大地已经暑气逼人。日头照在赵州桥上，照进正定城里，也给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家属楼的砖红色外墙披上一层金光。

陈直就住在其中一栋颇具年代感的楼里。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他会去家附近的小公园走走。漫步于林中路，他感受到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浮现出来，如海德格尔所说，“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在焉”。

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我来到这个远离闹市的校区。树荫下，一名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戴着黑框眼镜的青年朝我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本《海德格尔导论》和两瓶冰水。这本书前不久刚出版，简介称，这是一部在英语世界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海德格尔的入门著作，中译本诞生于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人之手。

这名工人，就是我眼前的陈直。

2021年，因为思考海德格尔，“90后”农民工陈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他被称为“工厂里的海德格尔”——这个称号包含人们对他在高强度劳动之余坚持研究哲学问题、翻译哲学著作的惊佩。但当一桩事情发展为事件后，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大家开始为阶层区隔等概念争论不休，陈直的学术诉求、生存状况、悲欣起落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偶然把目光投向他本人，最多讨论的也是他对妻儿的冷漠，不少人批评他“不务正业”“读错了书”，没有学会“爱具体的人”。

时隔三年，“工厂里的海德格尔”已经离开工厂，来到石家庄一所职校担任期刊编辑。他的经历被齐泽克写进新书：“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让我们产生困惑……今天，我们应该说：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

从许多层面而言，这个故事很符合传统成功叙事。但也有人认为，他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在一片林中空地上，我们聊起他这三年的变化，困惑与焦虑，以及哲学何为。

图为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

一

陈直胖了15斤。

他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一日三餐的改善。在辗转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北京等地打工的十多年里，他基本每天都吃工厂盒饭，里面除了米饭就是白菜萝卜，食堂什么便宜就烧什么。那时，他一天要在流水线上干12个小时甚至更久，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他保持瘦削。

陈直其实并不是一名典型的农民工。1990年，他出生于江西赣州，2008年考上了杭州一所二本大学。由于醉心哲学，他多门科目考试成绩不及格，在大三时被学校劝退。退学后，他想到的只有打工这一条路，并相信在工作中也可以进行思考活动，于是决定进厂。

起初，他没觉得四处打工的状态有什么不好。然而，“逐渐地，我感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被剥夺殆尽，无法再阅读和思考。”一天下来，他只想躺在简陋的宿舍里，没有力气再去面对那些对他来说本就很困难的文本和问题。更糟糕的是，在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下，他还出现了口吃现象，严重时甚至难以说出一些最常用的词。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他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

陈直不是没想过挣脱恶劣的处境。他尝试赚更多钱，但都没什么结果。在失望中，他慢慢接受现状。有三年时间，他几乎没翻过哲学书。

时间到了2021年。“我还是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境况。”最初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再次涌上他的心头，“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于是他重新拾起哲学，专注阅读海德格尔，并决定翻译美国辛辛那提市泽维尔大学哲学教授、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初稿完成后，他在豆瓣上发表了部分段落，询问网友能否以此作为“同等学力”证明入读大学。这引起了媒体关注，他以“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众声喧哗中，有人真心想帮助他。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凤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向陈直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为他提供校刊编辑的岗位。2021年底，经过面试等正式流程，陈直顺利入职，和妻子小赖一起搬到了石家庄，孩子则留在江西老家，由母亲照顾。

陈直和妻子目前住在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家属楼

华北之大，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新家有四五十平方米，比三年前厦门的住处大了一倍。在校领导的关照下，他不用付房租，只需承担水电煤气费用。朝南带阳台的房间是夫妻俩的卧室，朝北的一间则被用作书房。书房门口摆着一张书桌，旁边是他买的二手打印机，两张闲置的单人床和中间的书架上则堆满了书和文稿。窗外树木葱茏，绿意盎然。

对陈直来说，这里挑不出什么毛病。非要说的话，如果外面是常绿植物就更好了。他现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随着办公桌代替流水线，他拥有了过去最稀缺的东西：闲暇。

周末或节假日，他会去学校图书馆看书。正如那句话，“如果有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几年前，他曾前往北京打工，主要原因就是想去国家图书馆。在深圳富士康时，他一天要装800个iPad屏幕，但仍然坚持去街道图书馆。

陈直在电脑前工作

《海德格尔导论》中译本的校对工作就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展开。初稿错漏百出，2022年起，陈直做了多次校对，听取专业学者、出版社编辑以及网友的指导和建议。其间，他还发邮件给理查德·波尔特，向对方请教了几个翻译上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波尔特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并增补了新内容——这些内容在汉语世界的面世时间甚至早于英语世界。

“通过与海德格尔一起探索西方思想的局限性，并创造性地化用自己的哲学遗产，21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将有可能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栖居找到一种新的且充满希望的方式。”波尔特在中文序言中这样写道。

二

陈直带我进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也许是因为当天下午正举行四、六级考试，保安对社会人员参观校园格外紧张。他反复确认陈直的身份，表示没有听过他所说的期刊编辑这号角色，我背的相机、陈直的拖鞋更加重了他的怀疑。

“这是上面的规定。”他含糊地说。陈直不愿多做解释，出示了门禁卡，他仍然不放行。没办法，陈直只能联系自己的直属领导，经过领导背书，他作为“陈老师”的身份才在保安那里得到确证，我们终于进入校园。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正举行四、六级考试

这种“看人下菜”式的刁难，陈直并不陌生。在各地打工时，他常常因为口吃、贫穷遭受别人的轻视和孤立。起初他并不太在意，但这种情况多了，于是就半主动半被动地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换了新工作后，他也不习惯像其他同事那样经常跟保安打招呼。

我问他，刚才保安的态度会让你自尊心受挫吗？

“谈不上受挫，只觉得麻烦。”他顿了顿，“也许我更加自信了一些？”

他告诉我，自己去年看了一本《阿姜曼正传》，里面的僧人在托钵乞食时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但他们心中有坚定的、成为阿罗汉的信念，因而不会自低。

这个例子的潜台词是，哲学同样给他慰藉，予以他信念感。

书房里的书和文稿

今年端午假期，陈直去了一趟杭州。因为新书的出版，他受邀参加一场分享会，对谈嘉宾包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陈嘉映、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王俊。其中，陈嘉映和孙周兴都以海德格尔研究著称学术界。

分享会上座无虚席，连楼上都站满了热情的观众。陈直第一次当众演讲，尽管准备了发言稿，还是因紧张而有些磕巴。

“我讲得可能比较令人失望。”他事后这么复盘。不过在观众看来可能并非如此。陈直每一次停顿、结束，都获得现场一阵阵友好的掌声。在他发言时，陈嘉映的目光几乎一瞬不移，始终注视着他。

“你觉得他们都是冲着谁来的？”

“应该是陈嘉映吧。”陈直注意到，那天很多人围着陈嘉映求教，还有人带了一大箱书找他签名。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王俊、陈直、陈嘉映、孙周兴（图源“单向街书店”微信公众号）

但也有不少人为陈直而来。一些哲学爱好者在活动结束后找他谈话，有观众向他提问：“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必须要接受系统的哲学教育？”“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标，这本身有没有意义？”

“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在我们人的思想中得到展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人作为人、人之为人的一个可能的或者可行的终极意义。”陈直字斟句酌地回答，在不擅长的口语表达中寻求一种精准性。

分享会当天，他还跟陈嘉映、孙周兴、王俊等人吃了晚饭，加上了这些知名学者的微信。三年前，他曾试图联系孙周兴，但没能找到联系方式，这次终于可以向对方请教一些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了。

事实上，三年前和三年后的困惑已经不尽相同。

陈直说，三年前最主要的困惑是没有找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主观真理”，这个问题到如今至少已经部分解决了。“海德格尔希望全人类都能够走向一种更加本质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技术的思考方式或者自然科学的方式主宰我们的生活。他说我们要居住在存在的真理之中，甚至说要居住在神圣者的切近处，这些说法是很好的。”

与陈直接触下来，陈嘉映忍不住感慨：“你起步不错，而且有点幸运，你的特殊境遇让你得到了这些关心。如果条件合适的话，你以后有可能会做很多。”他补充道——

“但有一条我觉得大概不用改，就是始终沿着你自己的困惑去思考哲学。”

三

前不久，一位哲学教授谈起哲学系招生难，“现在的年轻人愿意跟哲学谈恋爱，但坚决不跟哲学结婚”。

我问陈直是在跟哲学“谈恋爱”还是“结婚”。他回，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哲学不应该是一个外在的对象，而是转变人们生存方式的一种手段，至少能够转变一些思考方式或者精神生活方式。

这三年来，陈直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确实因哲学发生了改变。更稳定且轻松的工作，新书首印6000册全部售完、出版社又加印了3000册，家人的认同，思考的深入……这些变化非常契合一种典型的成功叙事，如“草根逆袭”“知识改变命运”等等。

但事实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离他还很远。

陈直走在校园中

经济压力始终困扰着他。编辑工作薪资不高，虽然靠翻译得到了一笔稿费，但众所周知，现在做翻译性价比很低。他和学校签了三年劳动合同，还有半年就要到期，有可能不会续聘。如果没法留在这里，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呢？还是回工厂吗？去年，陈直倒是注册过一个外卖骑手账号，想靠兼职多赚点钱，但他很快发现这会占据太多时间，而宝贵的时间应该被用于哲学。

“坦白说，我几乎每天都处在焦虑、甚至可以说痛苦的状态下，因为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解决。”比如，前段时间母亲告诉他，孩子在老家幼儿园里被欺负了，不愿意去学校。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还是母亲向老师反映了情况，通过各种劝说，才把孩子送回了幼儿园。

夫妻俩把孩子留在老家时，不是没想到过这种情况。小赖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很想把孩子接过来一起生活，但因为陈直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说不定要换个城市，所以只能作罢。除了这点，她对于目前的生活还是很满意的，尤其是今年陈直翻译的书终于出版了。“开始说是3月出版，后来又说4月，最后5月才出”，小赖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尽管那是一本她完全不懂的哲学著作。

对于家人，陈直认为自己“绝不是没有责任感”。为了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他看过其他工作机会，但受限于高中学历，很多机会最后都溜走了。要不要试着读个本科，就像三年前打算的那样？他摇摇头，说已经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自己年龄有些大了，而且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很难，本科学历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矛盾，是这个从赣州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身上一贯的气质。

“我应该还算是青年吧。”陈直今年34岁，已经白发丛生。和许多不思考哲学的人一样，“35岁焦虑”同样在他脑中徘徊。他一边向往海德格尔说的“本真生活”，因为这不需要多少物质条件就能达到，所以“即使在艰难的境况中，我们依然能够获得一种比较高阶的精神生活”，一边又为那些“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烦忧。

图为陈直租住的房子

哲学可以为他解困吗？事实上，哲学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我对哲学的理解还很肤浅，这是最让我头疼的。”尽管已经翻译了一本研究专著，并得到不少大家的肯定和鼓励，但陈直仍属于广大“民哲”中的一员。缺乏学术训练增加了他进入哲学世界的难度，内向的性格又使他羞于频繁向业内人士请教。哪怕新书出版，也没有让他特别振奋，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担心文中错误太多、贻笑大方。

他说，海德格尔要求人从“非本真生存”转到在“畏”中直面自己的存在、在向死亡存在和良知的呼声中的“本真生存”。这的确很难。

四

前段时间的杭州之行，小赖也去了。在这期间，她第一次从陈直口中听到了陈嘉映的名字。因为小赖喜欢刷视频，陈直就把关于陈嘉映的最新纪录片《解释鸿沟》发给了她，还说起陈嘉映一句让他印象很深的话：“我跟你也有挺像的地方。你是农民工，我是农民。”

1952年，陈嘉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6岁随家迁居北京。“文革”期间，他到内蒙古插队，随后开始接触哲学，不知不觉对概念式的思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地，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聚集起来。他们面对面磋苞米时谈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地头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从夜晚争到天明。

“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总会发明许多快乐，包括思辨的快乐。”尽管还要再过很多年，杂乱浅薄的观念才整合为一个相对合理的体系，但青春的心灵赋予那些晦涩的词句无数的意义，理性的烛光足以照亮幽暗的生活。

年轻时的陈嘉映

1977年，陈嘉映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次年考上外哲所研究生，师从熊伟先生。

熊伟，这个名字如今并不广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他赴德国弗雷堡大学学习，导师就是海德格尔。他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人。然而，这样一位学者最具创造力的年华却失落在了历次运动中。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他曾自我批判，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比作“戴着口罩掏垃圾箱”，成为一时之名言。

投入熊伟门下，并非陈嘉映自己的选择，“但先生宽大的性情和通透的见识很快赢得了我的敬重”。熊伟让他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

后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国内发行超过20万册，成为80年代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掀起了“海德格尔热”，其影响持续至今。

熊伟，1982年5月于波恩大学

我问陈直怎么看熊、陈二人的经历，他说，时代不同，他们和现在年轻人走的路很不一样，如果放到现在，他们可能会拥有更为“正常”的一生。而在陈嘉映看来，陈直还很年轻，以后也许能做很多事。

跨越近百年光阴，三代人与海德格尔的故事很难说是相通的。然而，熊伟丑化毕生所学、陈嘉映在塞北运粪除草、陈直被困在工厂时，他们内心深处未必没有过一点类似的困惑和坚持。

《解释鸿沟》片头反复播放着一句话——人是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

陈嘉映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抗战时期，日军攻占南京后，把许多中国战士赶到长江边上屠杀。这些英勇的战士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反抗没意义。而在几个小时之前，抵抗有充分的意义。失去了意义，生命就失去了保护。

“这是生死临头的极限处境，我们平常并不处在这样的境地里。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意义在保护我们的生存。”他指出，这个意义就是比生存更高的东西。

正如陈直所说，我不敢说面对挫折和绝望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也许更可以这样说，在面临那么多不可克服的挫折和绝望时，我只能有些被动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办法做更多事，而“坚持信念”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最可以做到的事情。

当然，求真不一定能让人走出困境，甚至可能会把人抛入另一种困境。陈嘉映认为，问题并不是都是靠思考去解决的，很大程度上要靠人用勇气承担起来。“所以，别指望读本书或者听个讲座就能解决意义问题。要力所能及地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施展你的才能。要是仍然有意义的困惑，就先扛上一阵。”

熊伟就是这么做的。“文革”后，他卸下“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研究存在主义，致力于培养更多从事哲学研究的学生，直到人生最后一刻。

至于陈直，他离开工厂的这三年并没有克服物质和哲学层面的困难，但终究在行动着。他正在翻译一本名为《批判现象学的50个概念》的书，顺利的话明年就能出版。傍晚，他走出书房，准备简单烧点饭菜，等待小赖下班回家。

这是石家庄最普通的一个夏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