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意味着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当人们还在为衣食住行而困顿时，很难说人们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就是通过实现物质的富足，为齐国赢得太平。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也是将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看成人们需要满足层次的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尽管不能简单地将美好生活等于物质生活的富足，但是倘若没有物质上的基本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巨大改善，这无疑为创造和建设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不过，仅仅有物质上的富足，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说：“我们有必要重视一下我们生活幸福的外部条件——物质财富，但是千万不要对其付出过多的爱，因为你是财富的主人，不是财富的奴隶。”无论是古罗马的哲人，还是中国先秦的圣贤，都不会将物质上的满足视为幸福。相对于身体上的满足，相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古代的先贤，更看重精神上的伟大和恬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物质条件，相反会成为阻碍他们获得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碍。

3、犬儒学派是一个最极端的类型，当第欧根尼住在他的木桶里的时候，代表着他们对物质财富最极端的拒绝方式，相反，他将精神上的思索视为通向幸福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今天都像第欧根尼那样，在木桶中实现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对那些思想家而言，美好生活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们将智慧、勇敢、节制、审慎等作为美德，在美德的观念上生活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中国士大夫们对高风亮节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坚守精神追求的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