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杂的环境中，宏观政策往往需要在多个方面，多个目标间做掂量，从而陷入两难或多难的境界。当前货币政策就处在这样一个状况中。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诉求较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宽松基调来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和由猪价和菜价所推高的CPI数字，又宛然显示货币政策有收紧的必要。

　　面对这样的局面，货币政策需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依照主要矛盾来调整。这是因为在当前重杂的经济局面中，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宏观调控只能是几害相权取其轻。试图同时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既不现实，也会降低政策的调控效果。

　　在前两年，我国曾试图用总量的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试图用定向宽松来取代全面放水。但这反而导致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宽松导向的错配，阻塞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结果是一方面实体经济因为融资难而持续走弱，另一方面流动性却在金融市场大量积压，催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承认了政策能力存在边界，货币政策才在近期重新转向相对全面的宽松。而这种宽松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开始在宏观数据中体现出来。

　　不能否认，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对房价有推升作用。但房价的上涨绝不仅仅是因为货币宽松。房价上升是地产去库存、经济重苏中必然会浮现的伴生状况。而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地区分化也尤其显然。在少数几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地产库存压力高企。要实现在控房价的同时保证经济重苏，和在抑制部分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又推动多数城市的去库存进程，货币政策力有不逮。固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对房价上涨就不闻不问了。只不过抑制房价的责任应当交赠那些指向性更强的结构性、地域性政策，而不应当强压赠总量性的货币政策。

　　再来看通胀。近期猪肉和蔬菜的确推高了CPI数字，令“滞胀”预期升温。但对这种由食品价格所推升的通胀，货币政策也不应做反应。先来看菜价。在今年2月，CPI中的菜价指数环比上涨约30%，创下2008年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但菜价涨得快，跌得也快，近期涨幅已显然归落。相比而言，猪价上涨更具有持续性。而考虑到当前生猪存栏量已经跌破3.7亿头，创下十年来的新低，未来几个月猪价还约摸进一步推动CPI数字冲高。但很显然，当前猪价上升缘于猪肉供赠量的减少——生猪出栏量已经持续四个季度负增长。对于这种供赠受限所引致的价格上涨，调控需求的货币政策无能为力。因此，面对当前这种主要为供赠面因素所带来的通胀冲高，货币政策最恰当的对付就是不做对付。

　　纵观当前宏观经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居高不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增速稳定在6.5%之上的目标之间矛盾才是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决心了当前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宽松来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托底经济增长。在这一矛盾之外，房价和通胀的上升只能算是次要矛盾。对这些次要矛盾，具有总量性且效果更多体现在需求面的货币政策并不对症，理当不做或少做反应，而把矛盾的化解留赠更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政策。货币调控要是混淆了这一点，既不利于当前主次矛盾的解决，也约摸催生新的矛盾。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