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盒包装设计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当今社会，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成为纸盒包装设计的重要特征。现代意义上的纸盒包装设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说，包装设计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当我们悄然进入了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已在中国大地上萌生，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腾飞的现状，需要更多，更有才华的包装设计师涌现，包装设计师肩负着为社会发展创造财富的历史使命。

　　许多视觉艺术的从业人员都发现，在视觉信息泛滥的时代，“风格化”的作品能很好的为公众识别记忆，这就符合了商业视觉运做中关于“有效识别”与广告效应的要求，像任何一件手续齐全的商品，它必须有表明出处的标识、商标，而作品的“风格化”就起着某种商标的作用，许多视觉艺术的从业人员强调的个人“风格”就是基于此原因的一种“视觉抢注”，从商业角度把握住了公众的视觉趣味与视觉习惯，这种急迫的“视觉叫卖”心理，发展出的“风格”往往是空泛的与浮躁的，这种作品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使“风格”成为一个话题，一种强烈的视觉信息，一个能被商业炒作与宣传的卖声，而后“风格”发展到一中极限，作者本身就要求现场说法，连“风格”也退场。这种“直销式”的视觉贩卖，终将导致视觉艺术的彻底商业化，而使其异质性与原创精神损失殆尽。

　　风格问题是任何一个设计师都回避不了的。包装一问世，无论是优是劣，都会以某种风格出现。走进超市、商场，只要略加比较，就会觉得不同的包装除了传达的信息不同之外，还有各自不同的精神风貌。有粗放写意的，也有秀丽工整的；有严肃宏伟的，也有风趣幽默的；有清新优雅的，也有雍容华贵的；有富于抒情的，也有趋于哲理的……透过风格各异的包装，我们还能隐隐感受到它的文化归属、民族情怀。

　　刻意追求也好，自然流露也罢，风格的形成是与其整体的表现手法、文化背景及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在影响包装风格的众多因素中，既有物质性因素也有非物质性因素。物质性因素包括包装的外形、色彩、材质、构成形式等整个形式系统。而非物质性因素常常是包装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及民族习惯等潜在的因素。相对来说，物质性因素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而非物质性因素往往因其具有传承性的，会随着文化的积淀而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就某件包装作品而言，鲜明独特的风格只有在整体有序的形式中才能产生。任意堆砌，任意拼凑，那种琐碎不成体系的形式，会造成风格的混乱。相反，在众多因素中找出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并适当减弱其他因素倒是非常重要。这一因素可能是它的外形结构，或者是它独到的画面构成，也可能是与众不同的材料材质，或者它的设色等等。想要什么都独特，结果就可能多头长，相互扯皮，造成视觉干扰，谁也突出不了，原来具有的风格也会遭到削弱。

　　另一方面，整体的包装风格的形成，还受其文化背景、民族习惯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影响。当前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因经济文化不同、风土人情各异，商品包装的形式风格也各有千秋，如欧美风格、日本风格、以及中国的民族风格。

　　外国现代包装贵在“达意”，而中国传统包装则贵在“传情”，表达中国古典美学的含蓄美。我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前辈留下大量的艺术瑰宝，是东方色彩的体现。我国传统产品的包装以及人们生活实用品，如西汉的毛笔包装盒、妇女用漆器妆套、锦盒等都是贯彻适用、牢固、美观、科学的原则。装文物的蓝布盒是从传统的装潢一一“线装书的封套”发展来的，古朴又大方。盛墨的锦盒加只小小的题笺，既富丽又典雅。我国的许多土产、酒类、糕点的包装，也喜欢采用民族形式和风格。例如：绍兴的“女儿红”酒坛上彩画着戏文，喜气洋洋地表达了中国人民“阖家欢乐”的美好愿望。江南的“酥糖”和“云片糕”，用红纸包装，加以木板刻印的文字，相当有特色。还有福建用竹笋皮包装的茶叶、山东用玉米皮编织的提兜、无锡的油面筋篓、湖南益阳的松花皮蛋用竹篓包装并配以红斗方标贴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除了以上各具特色的传统包装造型外，在许多现代包装上也有民族喜好的体现，象许多包装采用对称、均衡的装饰，或用传统的书法、吉祥纹样、民间图案变形后加以现代设计，整体风格依然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儒家思想。许多地方产品采用民族特色的纹样和图案，别具一格的构图、独特的包装方式和材料等等，整体上依然散发着中国风格。

　　鲁迅先生曾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因此，如何设计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的包装，对设计师来说，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其现代化的表现手段，制作方法等物质性因素，更应该关注其文化背景，民族特色、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内涵。发现并运用传统的、民族的资源进行现代化的设计，将更有助于中国风格的营造。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种时代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迫使我们每一位设计师不得不思考面对传统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借鉴以及面对广阔空间的创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包装设计领域，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更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将促使中国人去创立，完善一个全新的民族设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