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郭慧敏 实习记者 /‍ 刘嘉欣

编辑/ 刘汨

相比小学阶段，学龄前性教育非常匮乏 | 网络图片‍‍‍‍

“性教育不从儿童抓起不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陈玮呼吁，要在幼儿园开展全面性教育。这也应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但在现实中，性教育进入幼儿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家长的认识误区，“性教育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用不着跟这么小的孩子说”。而且，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设置、指南或纲要，大多幼儿园教师不知道教什么、怎么教，甚至有教师因性教育问题处理不当，被停职或告上法庭。

儿童性教育专家刘文利教授所带领的课题组，曾在北京两所幼儿园开展性教育课程研究和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教授引导，孩子们能够准确说出包括生殖器官在内的一些身体部位名称，知道了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体感受，老师们也逐渐掌握了性教育的教学技能。

除去收获，刘文利还体会到了来自老师和家长的困惑，“如果相关部门能出台一些执行层面的政策就更好了”，一套具体可依据的执行标准，可以帮助解答许多问题。

秦朗给孩子播放的卡通片

被停职的幼儿园老师

“我作为一名老师，给孩子们上了堂性教育课......家长们炸了锅，群情汹涌”，这是幼儿园教师秦朗今年七月发出的感慨，那时他正面临着被开除的境地。

秦朗28岁，是广东佛山一家幼儿园的英语老师，负责两个大班学生的英语课，班里孩子大多在六到七岁。2021年5月开始，秦朗开始在课上穿插性教育课程，包括男生女生的身体构造、精子卵子的结合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内容，还会给学生看相关绘本和卡通短片。

秦朗承认，他的这些尝试，幼儿园领导并不知情，“因为我知道提前协商的话，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同意”。而之所以要“先斩后奏”，是因为秦朗觉得幼儿园性教育十分缺乏，“大家对性有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对孩子成长特别不好”。

这种感受来自他日常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有的孩子会用带有“性元素”的脏话去攻击别人，偶尔还有男孩对女孩“开黄腔”。大众对性别的刻板认识也在很小的年纪就体现出来，比如有的家长觉得男孩子不可以喜欢粉色，不能哭，也不能表达脆弱......在秦朗看来，这都在性教育的范围之内，“是很有必要去教授、纠正的。”

今年7月6号，秦朗在课上播放了从网站上找来的一部国外性教育卡通片，片中男性和女性以裸体卡通形象出现，以此介绍了人体的各部位器官。课后两个学生问他能不能再看一次。“我觉得问他们班老师的话，估计也不会同意”，于是秦朗直接在走廊给他们又播了一遍。

他没想到，放学后，其中一个女生告诉家长，老师私下里给她放了“男生女生不穿衣服”的视频，家长一下子“炸了”，找到了秦朗的主管和幼儿园园长。

家长表态，“大课我可以接受，这种事情上小课，脑子有病吧。”第二天，秦朗就被停职了。

其实，家长对儿童性教育的顾虑不止存在于秦朗的经历中。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专家刘文利在长期的儿童性教育实践中发现，大众的误区普遍存在，认为“不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用不着跟这么小的孩子去说”。

“但实际上我们要开展的是全面性教育，内容非常丰富”，刘文利介绍，性交、生育等只是全面性教育的一部分，另外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处理、性别平等意识的建立，以及预防儿童性侵害、校园欺凌等等内容。

刘文利告诉深一度记者，儿童的性发展从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她在一篇关于幼儿性发展的论文中写道，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共场所，0—2岁婴幼儿已有触摸和玩弄自己生殖器官（自慰）的行为，无论男孩和女孩，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包括生殖器官）感兴趣。

“这就要求周围环境给出正确的回应和引导”，刘文利说，比如在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父母和老师都应该积极回应，构成一种环境支持。“既然孩子的性发展从出生开始，那么性教育也应该从那个时刻开始”。

梳理公开报道不难发现，目前小学阶段的性教育已经比较普遍。比如从2015年开始，杭州市就在推广，班主任一年要给学生上4次性教育课；在东莞石龙镇，性教育已经被纳入全镇小学五年级的常规课程；福建福州的一所小学，会教授孩子们卫生巾的使用方法，以及两性间的尊重。

相对来说，学龄前阶段的性教育较为缺失。如果以“小学性教育”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相关文章将近两百篇，内容涵盖课程开发、教师培养、国内外性教育现状等诸多方面。而以“幼儿园性教育”“学龄前儿童性教育”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文章不到一百篇，内容也不丰富。

据刘文利了解，还没有幼儿园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但这一阶段是很重要的。”

家长在群里质问秦朗

幼儿园里的性教育实践

从2013年开始，刘文利所带领的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北京两所幼儿园开展了幼儿园性教育课程研究和实践。

他们开发了一套幼儿园性教育课程，包括九个单元的教学内容，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设计，对应了大中小班不同的学习目标。

最先接受培训的不是孩子，而是老师。他们几乎都没有接触过性教育，拿不准把这些知识教给孩子是不是“太早了”。为了帮他们突破心里的那个“界限”，刘文利和课题组成员要求老师们大声念出生殖器官的名称、练习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当他们能大方说出“阴茎”、“阴道”这些名词，再去教孩子们怎么认识、爱护以及保护自己的身体。

要注意的不光是知识、理念，还有具体的方法，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性教育，往往要更加生动形象。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为培养孩子们对身体的情感，在课上，老师会给每个小朋友分一支羽毛，让他们感受羽毛轻抚皮肤的感觉，通过这个动作，让孩子体会什么是舒服的感觉、什么是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不舒服，要告诉同伴或家长，懂得表达和拒绝。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之后，孩子们还要被教授认识隐私部位，以及防止性侵害。

“幼儿园的性教育还涉及性别刻板印象，实际上我们成年人有时会用一些刻板印象来影响孩子”，刘文利说，在家庭生活或学校生活中，孩子可能经常被告知男孩应该去玩骑车一类的玩具，女孩才能玩娃娃或者过家家，但这些理应是男孩女孩都可以做的事情。

于是，在性教育课上，老师不断教育孩子：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长大以后也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他们会给孩子看女足运动员和女飞行员的照片，也会在角色扮演游戏时，找男孩来扮演护士、女孩来扮演医生。“我们应该在幼儿园的性教育中，提醒老师不要进行性别规训，让孩子在生命早期对性别有客观的认识”。

“我们在幼儿园开展性教育研究和实践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效果还是挺好的”，刘文利说，不少孩子通过性教育课，能够准确说出身体部位的科学名称，明白了要保护隐私部位，也明白了小宝宝是怎样出生的。

当然，也有来自家长的阻力。研究开始前，课题组会事先征得父母的知情同意。其中有位妈妈表示，不太拿得准在幼儿园阶段接受性教育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课题组尊重了她的想法。“重视对家长的培训，也是幼儿园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家长的态度，课题组曾对北京一幼儿园家长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父母的性知识普遍不足，且对“性”感到害羞，当问及“您告诉过孩子他是从哪里来的吗？”84.62% 的父母表示自己说过，但大部分只是简单告诉“是爸爸和妈妈一起生的”，仍有少数父母采用童话式的解释，比如“你是天上的小天使”。

也有一些家长支持开展幼儿性教育，但很迷茫。刘文利在性教育实践过程中发现，很多家长特别有积极性，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幼儿园也没有性教育系统课程，老师也没有经过系统培训。这种情况下，教什么、怎么教，“尺度”成了一个大问题。

刘文利带领课题组进行了学龄前性教育的探索

教育的尺度在哪里？

被家长投诉后，秦朗也提到了尺度的问题。“我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就是忽略了边界”，他理解家长的顾虑，在走廊里，没有监控，没有其他更多同学在场，“这是不是会被定义为性骚扰都很难说”，秦朗觉得有些讽刺，“性教育教孩子们，人与人应该保持距离，而我却突破了这个距离。”

秦朗说，他之前在这方面很重视，课程内容上也尽量“保守”，因为他觉得“超纲”可能会引起孩子们的恐惧。比如“月经”问题他几乎不教，怕女孩子知道流血的表现后会害怕，生育痛苦问题他也较少涉及，怕孩子们知道生孩子可能会要人命，对生育产生恐惧，“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性教育培训，所以更要谨慎判断，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

所有尺度都要靠秦朗自己判断，因为幼儿园没设置性教育课程，仅有一些防性侵教育课，告诉孩子隐私部位不能给别人看，不能让别人碰，另外阅读区放了一些身体器官相关的绘本，“但我觉得比较浅显，就大致勾勒了（生殖器官）形状”。于是，秦朗只能自己去网上搜标有“children”的性教育动画片，至于动画片所对应的具体年龄段，他也无法确定。

刘文利告诉深一度，目前在幼儿园开展性教育，没有指南或纲要，“性教育要放到幼儿园哪一教学领域，大、中、小班分别讲什么内容，如何把握教育尺度等等，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明确规定”。

还有老师，因为处理儿童性心理问题的方式，被告上了法庭。据上海法治报报道，2020年12月4日，上海一家双语幼儿园内，一对父母称，自己5岁的孩子小江在午睡时露出下体，被同班女生看到，因此被班主任处罚连续四天在靠近鞋架的角落午睡、禁止参与游戏等集体活动。

小江父母表示，这一事件之后孩子出现失眠、行为反常、沉默寡言、胡言乱语、过度敏感及抑郁等一系列症状，经医院诊断，其为心理发育障碍和严重应激。小江父母由此认为班主任的行为侵害了小江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园方则表示，事发当天，小江班级的三名女生的母亲曾反映小江午睡时故意露出下体，老师只是在班会上表明，小江应该向那些小朋友道歉。

法院指出，在该事件中，幼儿园在事后处置和诉讼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相关措施及做法存在隐患，易引发不良后果。最终，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小江1.3万余元。

“不从儿童抓起不行”

无论观念还是方式上的欠缺，最后还是落在了学龄前性教育如何实现“专业化”这个问题上。

刘文利觉得，较为理想的情况是，将性教育纳入教师培养阶段，也就是在幼师职业学习期间，就开设儿童性发展和性教育的相关课程，让教师带着知识走上幼儿园的教师岗位，“如果全都指望在职培训，那太难了”。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仅是今年2月至今，全国多地都开展了针对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性教育培训，但主题大多仅是与防性侵有关。

“而且，即使教师具备性教育专业知识和能力，在幼儿园增设专职性教育岗位也不太可能”，刘文利解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把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分为五个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性教育与五个领域都有关系，关系最紧密的是健康领域。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把性教育融合到这些领域中，“比如放到健康领域，告诉孩子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放在科学领域，教授人体科学知识；放到社会领域，关注孩子的社交......”

“虽然幼儿园性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但当下政策环境是利好的”，刘文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也提出性教育要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其中就包括幼儿园阶段。

另外，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玮也呼吁，要在幼儿园开展性教育，“要实现健康中国，没有性健康不行；要实现性健康，没有性教育不行；性教育不从儿童抓起不行”。

“如果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相关部门能够出台一些执行层面的政策就更好了”，刘文利认为，法律并未规定学校和教师应该如何进行具体的性教育教学工作，但工作要推进必须有具体可依据的标准，不然老师也困惑教什么和怎么教。

刘文利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专题文章中，总结过澳门学校性教育课程实施经验，其中提到澳门颁布了双重行政法规，法规涉及性教育教材的编写及选用、指导及规范教学等多个方面；教师队伍建设层面，为教师建立了教育资源中心，设置性教育培训；家庭方面，澳门除了定期举办社区性教育推广活动以外，还不定期为家长举办免费性教育讲座。“这些经验，对内地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今，那场性教育风波已过去近五个月，因此被开除的秦朗也找到了一份人才服务工作。秦朗常说“这件事我有错，有错就要承担”，他不希望大家将错误归于性教育本身，“幼儿园进行性教育没问题，只是我的方式有问题”。

他曾想让班主任给那个小女孩带话，希望这件事不会在她身上起反作用，不要让她对“性”感到羞耻，“但没机会了，因为她家长不再信任学校，就让孩子退学了”。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秦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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