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国家卫健委回应）

资料图

随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取消，中国是否低估当前新冠死亡人数？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真正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大小，判断一场疫情对人群的危害，特别是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其中死亡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专家团队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现阶段应该把防重症、防病亡作为优先，这也是防控策略重点调整的体现，把防死亡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梁万年说。

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回应“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

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是基于对病原体和疾病的认识、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抵抗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者的判断，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谈及未来如何防控新毒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非常关注病原体变异情况监测，也积极参与全球病原体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新的变种，或者变异导致病毒致病力、传播力、毒力等方面发生变化，中国会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防控方案、医疗救治等方面做好相应的优化完善和调整。

延伸阅读：

暴风眼中的河南村庄：一周发烧患者超全年总和 有村民为省钱硬扛

返乡高峰还没来。

湖北省一名年过六旬的村医走在路上，疫情暴发后，她始终坚守在第一线。

在14年的从医生涯里，何云秋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忙碌。作为河南安阳某村卫生室唯一的村医，12月中旬开始，每天都有几十个感冒发烧病人涌入她的诊所，没有抗原检测试剂盒又缺医少药的她，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据她回忆，从12月17日到24日，短短一周时间，接诊的感冒发烧患者数量就超过了往年一年的总和。

返乡高峰还没来，几乎全村人都发烧了

作为核酸检测的重点行业，刚放开时，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依然需要两天一检。12月10日，何云秋收到了最后一次核酸阴性结果。接下来的三天，核酸结果都没出，但并没引起她的注意。

12月14日早上6:30，何云秋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吃过早饭，就骑电动车去3里外的村卫生室出诊。中午，她突然发烧到38℃，浑身酸痛没劲，只想睡觉。那时，她身边没人发烧咳嗽，也没人阳，不可能是被传染了病毒。因此，她认为自己或许只是感冒，打了两针退烧针，吃了点药，下午便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醒来，感觉身体好些了，何云秋又接着出诊，一天没什么人来看病。直到12月16日，她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都一个症状：发烧！来一个39度，再来一个也是39度……到17日，情况更糟，她看了30多个发烧病人。何云秋这才觉得，自己可能是阳了，来看感冒的人也可能都是阳了，但她手里没有抗原，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12月17日到24日，平均每天要看五六十号病人，她干脆住进了诊所，每天，只有早起能吃口早饭，直到晚6点后，病人稍稍稀疏一点，她才能见缝插针地吃上家人送来的晚饭。那一周，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2小时，基本每天到晚上8、9点，才能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如果是在平时，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还不至于这么忙，只是这次，何云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上门输液上。

12月24日，云南瑞丽，由于诊所内挤满患者，部分病人只能选择在自家车内打吊针。

在农村，大部分病人都喜欢输液，认为好得快，但何云秋一直坚持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她认为口服药是最安全的，针剂和输液容易引起过敏等药物反应，副作用也更大。

但到了12月19日，实在缺药，对一些高烧病人，何云秋也开始启动输液了，每天差不多要给二三十人输液。她已经算少的了，其他很多乡镇卫生室基本都是输液。也有一些从市里回来的人，因为市里输液排不上队，所以回村里输液。

村卫生室的输液室只能容纳6个人同时输液，外面太冷，何云秋不敢让病人在外面排队，于是，给输液室6个人扎好针后，她便骑着电动车，上门去给其他病人输液。两小时后，再换6个人到输液室输液。

药房没空调也没暖气，输液用的药水刚拿出来都是冰凉的，何云秋只得给每个病人的袖子上贴个暖宝宝。但这几天，暖宝宝也缺货了。

药品奇缺，药价暴涨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运返乡高峰，何云秋其实是有过预判的。刚放开时，看一些大城市很多人感染，她和邻村村医商量要不要进一批抗原检测试剂盒，方便老百姓在家自测。但抗原一箱是600人份，两人担心，如果进来这么多抗原，卖不掉咋办，这一纠结，抗原的事情就搁置了。

两天下来，之前卫生室囤的药就所剩无几，不得不补充库存，也开始着急买抗原了。但到12月17日，每份抗原试剂盒已从3元钱涨到了4.5元，并且只能自测，不能把检测结果上传到国家平台，能上传平台的抗原需要预定，而且在短短几天内，已从每份6元钱涨到9元钱。

这时，几乎每家都有发烧病人，何云秋觉得进抗原已经没有意义了，反正测或不测都是感冒、发烧等症状，也只能开这些药。“不过，不测的话，你也可以说整个村没一个人阳，但是全都感冒发烧了。”她对《中国慈善家》说。

河北一名村医为村民讲解安全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的知识。

虽然没进抗原，但刚放开时，何云秋有意识地进了一批感冒、发烧药，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进这类药物。

按此前的疫情防控规定，村一级卫生院无权接诊发热病人，相关药物也上交到乡镇卫生院了。

等到恢复接诊，何云秋根据疫情前的经验，感冒、发烧、咳嗽，每一类至少进两个品种，每个品种拿一二十盒。一方面是考虑到资金周转。村卫生室自负盈亏，她不能把钱全拿去进药。另一方面，考虑到药物的销量和保质期，避免囤太多造成浪费。而且，在2019年，这个量至少够她卖半个月。当时，她还很乐观，觉得即使会出现大面积感染的状况，也只会在春节前的返乡高峰期到来。所以，备够平时用的药就可以了，没必要囤药。

但两天下来，何云秋进的第一批药就所剩无几了。到12月18日，退烧针剂也不多了，只能留给高烧病人。中低烧的，她既开不出药，也没有退烧针可打。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熬中药汤剂，为第二天备药，连续一周，她和老公每天都要熬药到晚上12点。

何云秋所在的村总共800人，长期留在村里生活的有600多人。其中，有差不多100个老人、几十个孩子，主力是留守妇女。因为附近有个内衣厂，一些年轻女性也得以留在了村里，她们刷短视频看到石家庄、保定出现感染潮，便提前去药店囤了些药，这也缓解了村医务室的缺药难题，对于这些家里有药的病人，何云秋只需指导病人正确用药就行。

遭遇缺药难题的不光是何云秋，据她观察，全镇44个村的村医，在这时都缺药。镇里有一家药品批发公司，44个村卫生室里至少有30个到这家公司进药，稍微去晚一点，就买不到药。加上这家公司的库存也有限，只能从外地紧急调货，药价很快就涨起来了。4元钱一盒的退烧针剂，两天后变成了9.6元；以前5元钱一盒的退烧药，几天之内涨到了5元钱一颗；原来10元钱一盒的药，涨到了60元。

从12月20日之后，何云秋天天都要进药，但等她一天接诊结束，能买到的也多是一些平时医生不怎么用的同类替代药。最后一次进药，何云秋“学聪明了”：不管多贵，常用药，她都一百盒一百盒的进，不常用的，也是五十盒五十盒的进。毕竟，村里在外务工的人员还没返乡，她必须做好准备。

这两天，何云秋所在的村子，病人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他稍大一点的村子，高峰依然没有过去。

2021年8月，贵州省丹寨县排调镇甲石村，“夫妻村医”肖世军、潘启兰骑着摩托车在巡诊途中。

退烧后，大部分人选择了硬扛

从12月24日开始，何云秋接诊的发烧病人降到了十几个人，但何云秋并不认为这波高峰已经过去，她只是给大家退烧了而已。

“大部分人都只关心发烧，后续的咳痰、口苦、恶心、呕吐、胸闷、嗓子疼等症状其实依然很严重，很多人吃不下饭、起不来床、上不来气，只是大家都选择在家躺着硬扛，或者喝点葱水姜茶对付一下，只有少数几个实在扛不住的，才来找我。”何云秋这样描述村里的现状。在她看来，农村人普遍舍不得花钱，加上现在缺医少药，看病成本也高了。以前，她给人打一针只收7元钱，现在随着药价飞涨，也涨到一针14元。每天要打两针，至少连打两天，光打针就要56元钱。很多人舍不得花这个钱，烧一退，就开始将就、硬扛。还有些人闲不住，烧一退就下地干活，导致反复发烧。

何云秋现阶段最担心的，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重点人群。找何云秋看病的老人占到她接诊病人总数的1/3，虽然目前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但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的症状严重。

最近，村里去世了两位老人：一位69岁，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占齐了，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另一位70岁，发现骨癌不到一个月。在给冠心病老人做死亡登记时，何云秋听家属说，老人在外地感冒发烧了，看着情况严重，儿子就给他挂着氧气一路送回村，一到家，人就去世了。

“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是太有限，少数人实在扛不住来找我，但有些后续症状，我也没办法。”何云秋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何云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