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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老薛去年发了个狠，决心为了孙子再干十年。

他是江苏徐州人，21岁进入当时“最时尚”的建筑业，去年来到某一线城市。扣去中途转行的十余年，他待在工地上的时间也已超过20个年头。50多岁，是如今建筑工地上最常见的面孔。

不过，老薛很快得知：工地新规，不再招收超过60周岁的员工。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是多地出台的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的用工规范。

清退令旨在解决用工安全问题，但“老薛”们对于去留还有着自己的纠结。距离1983年“农民工”一词首次提出至今已40年整，中国的第一代建筑业农民工“超龄”后，他们面临什么，又该往何处去？

2023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持续优化建筑业用工规范、就业帮扶与社会保障，势必成为应对建筑业工人老龄化的一项长期事业。

想留下的工人

“打击很大”，是老薛和工友们得知清退令后的第一反应，“说实在的，70%以上的人还想继续干”。

老薛的儿子一家生活在徐州县城，儿子承包工程，儿媳打零工、照顾三个孩子。12岁的大孙女即将升入初中，儿子卖掉原来的房子换了学区房，交过30万首付后，还背上了每月2600元的20年房贷，经济压力不小。这也是老薛继续工作的动力来源：“能帮多点就帮多点吧。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干！”

和老薛在同一工地的老张也这么想。他今年满60岁，做瓦工、技术好，目前还在工作。在他们看来，大部分60岁出头的建筑工人还有能力继续干，也需要这份工作，既是为了养活自己，也想着能为下一代减轻些负担。

挣钱，为自己、为家人、为下一代的未来，类似的声音也出现在腾讯新闻报道《“清退令”背后：8000万超龄农民工，无工可打、无地可依、无休可退》评论区、抖音@李小萌视频评论区与相关新闻报道中。

从梳理出的276条农民工（或其亲友）的自述中可以发现，对于想留下的高龄农民工，自身谋生需要是他们最主要的考量。

农民工想要留下有多种原因

“缺钱”二字背后，社保问题不容忽视。

事实上，农村养老是国家一直关心的重要议题，2009年起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简称“新农保”）即为一典型。参保的农村居民可选择在12个档次间自愿选择参保，在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之下领取保险待遇，不满15年也可在补缴后获取拥有兜底的养老保障。

过去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强调完善、整合并适当提高城乡养老保险的财政补助与个人缴费标准，合理引导灵活就业农民工按规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然而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参保。说起这个，广东揭阳的建筑工人老陈有点无奈：“收入不固定，挣得也不多，家里的开支又不少，能省几百就省几百。当前的问题都没解决，哪里能考虑得那么长远？”

口述报道《“清退令”背后：8000万超龄农民工，无工可打、无地可依、无休可退》受访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王欧长期做农民工相关研究。他指出，文化惯性也是阻碍老一代农民工缴纳社保的重要因素。

50后、60后这一代人，习惯依赖自己或儿女而非国家制度养老，不熟悉社会保险模式。“在他们的生命主体里，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给国家交钱，所以他们没有‘将来国家能给我多少回报’的确定信念，宁可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或者用在儿孙身上。”王欧解读道。

而一些参保的农民工表示，实际能拿到的钱不多，仍然需要靠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或补贴家用。据王欧观察，各地对超龄农民工的保障力度没有太大差异，整体保障水平都比较低，“像我们江西（的标准）大概100多块钱，四川、湖南等地也不会高出多少”。

在部分省市，政府会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购买城镇居民社保作为失地补贴。对此，王欧表示：“失地农民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其中究竟有多少获得了政府为其购买的社保，目前尚未看到研究，我估计这个数目不会太大。”

如果说“留下来”仅指留在这座城市，清退令或许不至于成为高龄农民工的拦路虎。但建筑业农民工的诉求是留在工地上——除了对行业的熟悉和适应，相对可观的收入也是重要原因。

过去十年内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长87%

据国家统计局连续十年（2013-2022）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过去十年内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长87%，2022年达到5358元，金额与增速都位居农民工所处各行业榜首。

而在媒体报道与网上流传的信息中，建筑业农民工月薪过万都不是幻想。《工人日报》2022年6月3日报道称，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国有建筑公司的业内人士表示，瓦工、木工、钢筋工每个月工资都超过万元。相对高昂的收入，在过去一直吸引着大量外来务工者进入建筑工地。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大君研究发现，在高收入背后，高劳动强度与收入的不稳定性往往被忽略或掩盖。建筑行业一线工人的薪酬一般为日结，而由于不同时期工期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同，日结工资差异较大，如果简单地依据某日工资换算月薪，并不一定符合真实情况。

同时，日结工资的增加往往对应着工作强度和危险系数的升高，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也因此不愿走进建筑业。老薛介绍，支模工、制壳工“稍微年轻一点”，一般45-55岁，瓦工则几乎都在50岁以上。52岁的老陈表示自己在工地上算年轻的；老张也笑称“人家年轻人都不干，我们老家伙干”。

工地安全，不只一因一果

“工地上都是50多岁的人”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情况。梳理过去十年的建筑业从业者年龄构成情况发现，50岁以上从业者占比由2013年的16.3%攀升至2022年的29.3%，而3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则从21.5%降为14.1%，行业老龄化趋势明显。

建筑行业老龄化趋势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清退令，正是基于对高龄农民工工作安全的考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的精力、体力、反应能力都会下降，而建筑工地又是高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地，因此规范建筑行业管理对于减少安全事故、保障农民工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同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贺雪峰在《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一文中指出：“根据规定，发生安全事故后要追责，因此，从地方政府管理的角度，清退超龄农民工，降低建筑工地伤亡事故率，直接关系地方政府利益。”

规范用工年龄无疑是保障工地安全的重要一环，而为实现保障安全的根本目标，势必要更全面地追溯安全事故的成因，多措并举、多方共治。

王欧在北京、深圳、北海等地工地的长期观察中发现，影响工伤概率的因素中，工种是尤其重要的一项，如架子工、塔吊工等，都是容易发生工伤的高危工种。

老薛也表示，拆塔吊的大师傅最容易受伤，“塔吊通常有四十多米高，高空和地面必须配合好，一旦出现指令失误，摔下来严重的话人就没了”，而“做这个的都是年轻人”。

建筑业工伤情况分布及对应年龄结构

以“建筑业工伤”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既有的45起事件中高处作业受伤（如脚手架事故、电梯井坠落等）最为常见，其次是滑跌摔伤、砸伤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案例中的伤者年龄再作统计，会发现35-50岁的中年工人受伤最多。

在部分地区，年龄与受工伤概率的关联或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022年成都市律师协会的调研数据显示，受工伤建筑业工人中50岁以上占25.9%，低于36-50岁受工伤者的占比（42.6%）。而在2020年成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建筑业从业者中50岁以上占比为29.5%，高于上述提及的25.9%。

“保障建筑用工安全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王欧提到，“要从根子上反思工伤的源头，真正去规范施工作业本身。”

在工地现场做田野调查期间，王欧时常能看到工序不规范、材料乱堆放、监管不到位、疲劳作业严重等情况。而成都市律协2022年的调研发现，仍有不少公司以效益不好为由不肯参加工伤保险，单靠工伤保险经办部门也难以将工伤保险工作落到实处。当事后的安全保障网尚未织牢时，工人们便几乎裸露在工地乱象与安全风险面前。

路在何方

“回不了老家，老家更容纳不下我们。回去就成标准老头老太太了嘛，没人要你。”

站在60周岁的门槛前，他们该何去何从？

城里工作机会多，即使两年后被迫离开建筑工地，老薛也计划留下来，找个环卫之类的工作，“反正不能闲着”。但他听说，身边很多“超龄”工人今年离开了城市。同村的一位老乡在上海八九年，62岁，老板直接说不要了，他也还想继续干，但没办法，只能很不情愿地回家；之前待过的工地，岁数大的工友们全回家了，能种地的种地，能带孙子的带孙子，没有留下来的。

也有人留了下来。我们从276条自述中发现，那些留在工地里的超龄者，多是采取了各种“计谋”：把头发染黑、借用他人身份证、在工友带领下混入……当然，也有些工地尚未如此严格地执行规定，“因为实在是招不到人，年轻人是不干这活的”，老薛说。

超龄者们的各种选择

2022年4月，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柱智撰文指出：“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相比于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政府更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工伤保险、安全培训、安全监管、欠薪治理等方面， 积极支持并关心这些在市场环境中居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曾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提出，首先要科学准确评估大龄农民工的劳动能力，为其提供转岗至同一工地内保安、保洁等辅助性岗位或转业至装饰、装修等其他行业中体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机会；其次适度放宽年龄限制，给予转岗、转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展大龄农民工就业渠道。

2022年11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文件提出“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文件中还指出了就业扶持的具体推进方向，包括提供就业岗位与招聘活动、强化安全管理、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等。

随后，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农民工就业创业鼓励政策。在梳理34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政策文件内容后，我们发现，各地的响应主要涉及“搭建招聘市场”、“搭建一体化平台”、“就业能力培训”、“提供公益岗位”四类政策方向。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为例，人社局通过宣传册、公众号等定期发布招工方的岗位需求，求职农民工在专门的求职登记小程序上登记信息后，可以在招聘微信群中或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进行岗位匹配，也可以参与夜市招聘等招聘活动，了解单位、现场应聘。

各省市纷纷出台农民工就业创业鼓励政策

返乡有路，进城也应有门。贺雪峰提出，政府要在城市为农民工创造更多机会，让城市变得对农民工更友好，让农民工可以依据自身的状况和资源，自行判断是否继续留在城市。

2023年5月，江苏打响了务工年龄上限调整的第一枪。5月25日，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建安码”系统试点应用的通知》，一人一码，通过“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动态区分，实时反映工人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安全行为、安全培训结果等信息。根据这一新政，“超龄”建筑工人仍有进入工地的可能。

江苏打响了务工年龄上限调整的第一枪

在建筑业高龄农民工的清退浪潮涌起四年后，这个回头浪是否标志着新的风向，目前尚未可知。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站在60岁门槛前的农民工们的未来。老陈没想过要干到什么时候：“实际上想打算也打算不了的，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只要有活儿，该做的还是要做。”

老薛还是想努力再干十年。至于60岁之后，还得想想办法。“具体什么办法现在没法说，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本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化课程”作品，指导老师：周葆华、徐笛、崔迪。

作者：陈思甜、李卓航、王越、张研吟、朱芷扬

应受访者要求，老薛、老张、老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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